王学后人已经完全走途歧途。这些人只是一味务虚，大有当年玄学昌隆时的景象，于国于民已经毫无益处。这些人讲究的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简直笑话！

且不说后来明亡之时此辈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报君恩，就说这种做法，难道就应该提倡了？尔辈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却正事不为，只知袖手谈心性——纵你心性再好，于天下何益，于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这种人，还真不如“一死”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务实来看，欲救晚明，唯兴实学！

高务实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国朝实学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对于实学更是身体力行，并将之竭力推及全国上下。后世史学界一般认为张居正为明代实学“王霸并用派”代表人物，虽然也不算错，可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高拱才是第一个真正切实推行实学的首辅！历史上所谓张居正改革，不过是延续和展开了高拱的“既定政策”罢了。

成王败寇，一至于斯。

若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未必不如张居正做得好；若是历史可以假设，高拱恐怕比张居正做得更公正！

这并非高务实出身高家就站在高拱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确实有史为证的。

后世之时，因为某本书的爆红，史学界不断掀起明史热潮。在这一热潮中，有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极力贬损乃至丑诋、厚诬高拱，并反复强调“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这种所谓的“烂摊”说，不仅抹煞了高拱的治边功绩，而且也同历史事实相悖。故此，另有部分严肃学者立刻加以驳斥。

事实上，高拱执政伊始，便面临着嘉靖以来南倭北虏大肆侵扰的局面，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局势，他一方面大力推行军事改革，如创建兵部官员储备和特迁制度、边将休假和内迁制度、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罚之制等，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又运用“南剿北抚”的靖边方略，大刀阔斧地进行边政整顿，在东北、西南、西北、南方开创了“边陲晏然”的新局面。

至于其所采取的灵活务实手段，高务实知道，在接来下的两三年中即将一一展现。

不过此时朱翊钧毕竟只是个八岁的太子，隆庆皇帝因为自己童年的悲催遭遇而对朱翊钧的童年是否快乐十分关注，直到此时还只是让他稍稍读书识字，没有正式进学，因此指望朱翊钧跟皇帝说一说就能对这样的大事起到关键性作用，高务实是不甚看好的，所以这事如果要成，明显需要加码，而且是加一重码。

于是高务实微笑道：“太子若是就这般去和圣上讲，恐怕圣上还会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