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力作为大明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在内阁身上隐约可见的种种借尸还魂的表现。

其实在高务实看来，一般而言，所谓宰相，应该有两个必须：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前者包括进宫与皇帝共议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后者是指形成决策之后，由宰相来监督百官执行，以及执行后的考课、黜陟、赏罚等。

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宰相开府并配备掾属。在君主专制之下，没有办事机构收集、掌握材料，不但无法监督百官执行，而且在与皇帝议政时，也只能是说空话，不可能提出高明的政见。因此，议政权、监督百官执行权以及宰相开府是探讨明代内阁制度宰相化的三个基本前提。

尽管永乐时期内阁“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但终永乐之世，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阁臣品秩不过五品。因此，永乐朝在中枢辅政体制上基本维持了洪武十三年以来“六卿分理”的格局。

仁宣时期，阁臣加官至三孤，秩从一品，官阶超过了六卿；仁宗又首先晋大学士杨荣为工部尚书。自此以后，凡入阁者均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

接下来到了英宗朝，“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票拟始于仁宗，但那时还未形成制度，遇重大政事仍命大臣面议。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便与群臣面议，内阁票拟制度遂基本成型。“凡中外奏章，许(内阁)用小票墨书(拟出处理意见)，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供君主参考，或同意或否，用红笔批出，成为决策。所谓“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拟也”。

与此同时，皇帝对亲信阁臣不断予以加官晋爵，“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弘治年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在朝位班次上，孝宗定丘濬位居吏部尚书王恕之上。此时的内阁，在地位上已开始超越六部。

在高务实前世的历史上，自嘉靖至万历初，是内阁地位巩固与全面发展时期。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而且还出现了像张璁、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权倾于朝的首辅，他们都可以说“虽无相名，实有相职”。

譬如说张璁“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嘉靖以前，内阁首辅主票拟，诸政务由阁臣共议，首辅仅主笔而已，但自张璁始，首辅不仅主票拟，而且在阁中“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

严嵩任阁职长达二十一年，“窃人主之喜怒而为威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