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这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如果大明执行的是判例法，那么这个案子的确就可以按照前徽州知府冯世雍当年的判决定案了，帅嘉谟再如何舌绽莲花也是百搭。

但问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虽然根源上来讲是个人治社会，但如果要从法学角度来看，其执行的却始终是成文法，而不是判例法。

所谓判例法，就是后世英美所执行的法系，法官可以根据以前的法官对相同或相似案例的判罚来断案。

而成文法，又叫大陆法系、中华法系等，如法国、中国就是其中代表，特点是不管什么案件，作为法官，都必须按照正在执行的法律法规去抠条目，去一一对应，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以前的案例跟你手头的案件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能按照当前的法律法规来对应判案。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距大明隆庆四年，已经两千多年了。

所以，杨教谕这篇文章虽然好，但高务实认为从道理上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高务实之前和高拱已经细谈过此事，他记得当时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八千七百八十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两万零四百八十石，跟歙县拖欠的九千七百石根本对不上号。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可见杨教谕学问虽然好，可到底是个文科生，这笔数字账只怕是没算明白。

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文科生虽然算账的本事值得商榷，但煽情的能耐却毋庸置疑。

杨教谕在文中动情地说道：“我们绩溪乃是个下县，方圆不过区区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的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能得六万多石。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竟然还有帅嘉谟这等狼心狗肺之徒，想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试问还有天理吗？”

这还不算晚，他哭诉完之后，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建议”，说“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高务实看到这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原来杨教谕前面那些话，其实都可以看做废话，真正的文眼，却在此处。

别看这句话貌似谦卑，实际上却隐隐带着威胁，只要反着读，意思就很明白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哦！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明显是五县之共识。也就是说，如果此事最终不能有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果，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

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段知府，您老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高务实伸出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