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这些单征的项目，《会典》里也都没提啊。

罗列完这一大堆，绩溪县令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因此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道理说清楚了，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几天后休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出手不凡，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九千七百石，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多交的四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每二十四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却没有改动过。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他的第二招，指向物产。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休宁县令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虽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

也就是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不能推卸给别人。

至于说《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休宁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