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用。最后则点明中国历代诸王朝无不以京师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其上设置为数众多、功能齐全的驿站，戍有驿卒，以便有效地传递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

疏文接着开始说本朝，说自太祖“混一区寓”后，为巩固统治，以驿站为军国机务最急之事。自登基之日起，便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设车船，“置各处水、马驿”。

马驿是指陆驿，“应用马、驴、车、人夫”邮递，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三十匹，十匹，五匹”；

水驿则以舟船为之，“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余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可见，根据驿路位置之轻重，行人之多少，水、马驿所役车、船、舟、马多寡不等。驿卒一般是“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然后又说明本朝邮递机构，除驿站外，还有递运所、急递铺，但是比之后二者，驿站不仅遍及腹里，还广泛分布于辽东、甘肃、朵甘、乌斯藏、松藩、四川、云贵、广东等边远地区。至嘉靖二十八年，全国上下各类水、马驿高达一千二百九十五处。

显而易见，大明驿站“栉比蔓延”，遍布全国各地，可谓水路交通、信息传播的大动脉，也正是由于无处不有的驿站，才铸就全国性的交通网络。

驿站专职“递送使者，飞报军务，转运军需”，事务繁忙，用途广大，负荷最重，故在沟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发挥着巨大的功用。因此，驿站自然而然成为明朝官方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

说完驿站的重要性以及太祖对驿站的高度重视，高务实笔锋一转，开始说当前的问题。

高务实疏文中言：“太祖制驿站诸制律，本皆得宜，然时过境迁，百制尽废矣。”

然后他便开始例举：如本朝驿道，站与站之间一般平均相隔六十至八十里，这是指望驿卒一天所走的路程，这样既能保证迅速往返，又不会导致过度劳累而“马垮人倒”。

还有，就是由于驿站传递的多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文书，故驿卒在兵部管辖下工作，而驿传管理条例也相应地载入《大明律》有关刑法的卷目中，以示驿站的重要及驿卒工作的特殊性。

虽然明律对信使延误时日处罚甚严，但是因洪水阻塞或地址有误而耽搁行程时，信使可免予或减轻处罚。同时，明律严禁官员滥用驿站，责骂、鞭笞驿卒。反之，驿卒如利用驿站牟取私利，要加倍受罚。

这些制度，既严格，也充分考虑到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非常得宜。然而根据高务实“前番回乡，途径数十驿，深入驿站，